最后的冤案（3/6）
：“云奇之事，国史野史，一无可考。”史家潘柽章更认为云奇之事为“凿空说鬼，有识者所不道”。
胡惟庸如果要谋反，他在家里埋伏刀兵，能让人在城墙上轻易看见吗？就是后来的清末的史学家谈迁，也认为这一连串的故事可能是虚构的，离奇的“云奇告变”，也是无稽之谈。所以胡惟庸的罪状来自“云奇之事”。根本不可信。
而胡惟庸真正的罪状，谈迁的《国榷》详细地记载了胡惟庸被诛杀的前因后果。《国榷》是谈迁鉴于经史官员垄断了明历代实录，很多地方忌讳失实，而各家编年史书又多肤浅伪陋，谈迁寻访到各种资料，广征博采 ，力求征信。天启元年（始编著，初稿六年后完成，据称此书“六易其稿，汇至百卷。”顺治四年全稿被窃，他又发愤重写，顺治十年，应弘文院编修朱之锡邀请，携稿赴北京，访问前朝遗老、皇室、宦官、降臣等，阅读公家档案，重新校订《国榷》，以三十余年编成《国榷》一书，书中敢于直书《明实录》避而不谈的明朝一些重要史实﹔对一些重要事件﹐常以个人和诸家的评论并列于后。其史实注意考订精审﹐材料有相当的可靠性或参考价值。万历以后七十多年的历史﹐以及建州女真的发展和后金同明的关系的记载﹐尤为他书所少见。根据邸报﹑方志和官吏遗民口述材料编补的崇祯朝十七年的史实﹐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，成为研究明代历史的可信度最高的史书之一，书中说：“初，惟庸得上意，窃肆威福，横甚。封事稍嫌，匿不奏。四方馈遗亡算，家人为奸利事道关，榜辱关吏，吏奏之。上怒，杀家人， 窃责丞相，谢不知，乃已。又以中书违慢，数诘问 所由，惟庸惧，乃计日：主上鱼肉勋旧臣，何有我 耶死等尔，宁先发，毋为人束死……遂诱吉安侯 陆仲亨，平凉侯费聚，使出招士马为外应……乃遣 元臣封续致书漠北请兵，又使指挥林贤通倭使，俾 载精兵千人伪贡，及期会府中，掩执上。度可取取 之，不可则掠武库兵人海。惟庸因伪称第中甘露 降，请上临幸，许之。会西华门内使云奇走告变 …… 上悟，登西皇城楼而眺，顾见丞相第中壮士伏 甲屏间数匝，亟发禁兵擒之。””戊戌，诛左丞相定 远胡惟庸，御史大夫茶陵陈宁，夷三族，尽诛其僚 党，凡万五千人。”…？“
对此，谈迁评论说；”胡丞相 狷才窃柄，俾睨名器……第英主龙兴，手剪群雄， 如灶上扫除，事且大定，而逆党不数人，藏甲不数 百，觊专诸于窟室，冀聂政于东社，自非婴儒，其敢任之。”
这里也就说胡惟庸案时，胡惟庸最多“窃肆威福，横甚！“而已，所谓的《明实录》上的罪证，并没有证据。
据说，王国据《明史胡惟庸传》记载，洪武十三年，明tai祖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罪和谋逆罪处死胡惟庸等人，而“惟庸既死，其反状犹未尽露”，“十九年十月，林贤狱成，惟庸通倭事始著”。
所谓胡惟庸“通倭”，“暴露”于他死后六年的林贤案。
林贤案的官方描述是：
“前明州卫指挥林贤帅兵守御，以备东海防倭。不期指挥林贤当在京随驾之时，已与胡惟庸交通，结成党弊。朕责指挥林贤就贬日本。居三年，惟庸暗差私往日本取回，就借日本国王兵，假作进贡来朝，意在作乱。其来者正使如瑶藏主、左副使左门尉、右副使右门尉，率精兵倭人带甲者四百余名，倭僧在外。比至，胡惟庸已被诛戮，其日本精兵，就发云南守御。洪武十九年朕将本人命法司问出造反情由，族诛了当。”
但这些罪证，在胡惟庸案发之时，并没有浮出水面，也就是说，这些是不是真的，还很难说。说到这里有人会说，不是还有一个涂节告密么？这算是一个证据吧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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涂节是胡惟庸的心腹，他的告密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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