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话关于四十五年的答问（3/4）
开互相激励。路遥、志安已经离世。现在的文学环境由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已经有些病变，比如浮躁，比如炒作，我要和年轻作家互相勉励的是——坚守。
李国平：在李星和你的访谈中，你曾谈到，你写出《白鹿原》时有两种估计，一是不能出版，二是一旦出版，肯定会产生反响。《白鹿原》出版后甚至在茅盾文学奖的评奖过程中有过磕绊，似乎读者和文学界的认同好评和某种说法形成了反差，后来的情形是不是说明国家的进步，思想的进步，文学的进步？
陈忠实：关于《白鹿原》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评价。我们国家的进步从经济到思想都是显著的，《白鹿原》还上升不到这样的高度。如果说关于《白鹿原》有误读的话，那只是文学发展中的一个小插曲、小波澜。回想起来，新时期以来文学的每一种思潮，都引起过争论，每一次结论都是使文学更接近文学本身。
李国平：一个较重要的时期，陕西的文学创作是师承柳青，你是其中的代表，我觉着这种师从先是局部的逼真，后来更多的是创作态度和创作精神上的。在近年来有关你的访谈中，你多谈到外国作家，是不是你的文学资源后期多来自外国作家，尤其是拉美作家？
陈忠实：陕西许多作家的确有过学习、师承柳青的过程。我觉得柳青的遗产我们得还不够。像赵树理、柳青、王汶石，我们今天重读，仍然会获得许多新的东西。后来陕西作家是有一个走出柳青的过程，有一句话“大树底下好乘凉”，还有一句话是“大树底下不长苗”，这里就有一个自立的问题。我对外国作家的不光是拉美这一块，西欧、俄罗斯文学也是重要的资源，只是近来较多拉美文学罢了。另外，我读外国文学，不光着重于艺术的东西，主要是在那里寻获思想性启迪。说到这里，顺便说一下，我不太重视传统的文学，这也许和我接受的教育有关，古典文化、古典文学是我文学资源里薄弱的一面，现在补课的欲望强，但理解快，记忆力差。
李国平：关于《白鹿原》有一致的评价和定位，这本书写出整整十年了，你是否经常回望关于《白鹿原》的创作？你自己今天如何看待《白鹿原》？
陈忠实：《白鹿原》是在那个历史背景下对特定生活的体验和理解，是我那一时期做出了最大努力的艺术追求、完成的创作理想。它是一个艺术文本的完成，完成后我不多想它了。当然也意识到一些遗憾，比如后几章弱了点，不如前面饱满。后几章写到白鹿原的第二代走出了白鹿原，投入到了更广阔的生活中去，有的还干着地下工作、军旅生活，我对氛围的把握，可能不如农村生活那么丰满和深切了，这说明生活体验的重要。
李国平：读你的有关访谈和文章，发现有几个关键词：体验、神圣、良知，它们在什么层面上表明着你的文学认识？
陈忠实：这不是一个范畴的概念。良知是历朝历代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基本品格，历朝历代最优美的散文和诗歌里都贯穿着这种品格。良知是心理形态、精神形态，强装不行。具体到创作中，对人类的关心，哪怕是对最卑微的生命的关注，作家的爱、怜悯和忧患都隐含在其中，读者最敏感的是这些东西，它也从根本上决定着作家的艺术气质和作品面貌。
李国平：最近读到你的几个短篇，尤其是《日子》，写出了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，写出了他们的无奈和希冀、顽强和坚忍，从中能读出你对现实的关注，也能读出你重回《白鹿原》后的沉静，好像你正在回归写作《白鹿原》时的状态。四十五年不是一个终结，六十岁不是创作的完成，你是不是正在为大的建构做准备，或者说有系统的创作考虑？
陈忠实：我最近的几个短篇《日子》《作家和他的兄弟》《腊月的故事》，说责任感也罢，说忧患也罢，关注的是当代生活中的弱势群体，不是一般
本章未完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.........